关于抗战时期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便是北方的八路军以及活跃在长江中下游的新四军部队弘益配资,他们当中的许多官兵都诞生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然而除了正规部队之外,一些与其互相配合的地方武装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后人所忘却。
由于八路军等正规部队编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在保证了队伍战斗力的同时不免减少了其灵活性。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党便以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为核心,在正规大部队之外大力发展外围的抗日武装,这些外围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也不固定,但其却展现出来了机动和灵活的特点,在敌人出其不意的时候利用地形优势对日伪部队造成杀伤,而当敌人叫嚣着前来报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经脱身离去。例如当时新四军所领导的“联抗”部队便是这种机动灵活抗日武装的杰出代表。
1934年,主力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已进行长征这样一场战略性的大转移。然而为了掩护主力部队以及在南方保留我党和我军的火种,领导人决定在南方一带布置留守军队,一来为了在关键时刻牵制可能对大部队造成威胁的敌人、起到掩护作用,二来则是可以在当地尽可能地完成建立根据地工作,和大部队所呼应。
展开剩余83%在随后的三年当中,这批留在南方坚持进行游击战的红军部队可谓是完成了奇迹般的浴血坚持。南方的游击队虽然没有进行长征,然而他们的处境却也相当艰难,一方面人数和火力不足的游击队要时刻提防着蒋介石大部队的进军围剿,另一方面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也给队伍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每天都有战士因此而牺牲。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程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才得以改变,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这些战士被改编成为了新四军,和位于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共同成为了我党指挥下的抗日主力军。
然而新四军这支队伍在抗战期间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尽管他们是民族利益坚定不移的捍卫者,但由于自身在抗战当中的发展壮大还是成为了蒋介石等反动派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抗战初期新四军依托华南多水路灌木的地形,加之其在多年当中积累的游击战经验,一度给日军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就当新四军的抗战逐渐形成规模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
虽然当初在西安蒋介石答应了统一战线的建立,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看到我党的势力发展壮大弘益配资,新四军的数量虽然目前看似还不足以对蒋介石造成威胁,但由于其处于中国最为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旦任期发展扩张很容易变得不受控制。所以在1941年,蒋介石不顾抗战大局,派遣其嫡系部队伏击正在转移的新四军主力,猝不及防之下新四军伤亡惨重,而前去同蒋介石方面进行谈判的军长叶挺也被无理扣押,随即新四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
通过皖南事变的教训,让我们明白了部队想要在形势严峻的敌后生存下去,在保证人数和实力的同时,也要注重更多的机动和灵活,如若不然一旦当日伪来犯亦或是蒋介石有意制造摩擦的时候,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在这样的原则下,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之后对主力部队进行重建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其外围部队的发展。和主力部队相比,外围部队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数,在任务的执行上也是显得极为灵活,在这些部队当中“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抗战初期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使得当时的一些地方武装陷入敌后,得知这一情况后,“联抗”部队在招募队伍的时候便有意联系这些游离的武装力量,不去纠结他们过去的身份,只要决心抗日,就将其进行改编为联抗队伍,而历史也也证明了这支队伍对于新四军乃至于抗战事业的重要性。
1943年,随着盟军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进行战略反击,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也出现了扭转。由于日本发动了针对美国方面的太平洋战争,陷入双线作战的他们也倍感吃力。为了保持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控制力,他们在占领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境内的抵抗力量,这对于新四军的联抗部队来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和驻华北日军的“铁壁合围”扫荡行动类似,在华南的日军部队针对新四军武装的抵抗也进行了“清乡”。所谓清剿便是日军利用汽车和汽艇对我抗日力量进行“拉网式”的清剿行动,除了要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之外,日军清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附近的村庄抢掠粮食以缓解自身的后勤保障,这样一来附近百姓不免大大受到骚扰和侵害。而我新四军的联抗战士也决定让日本人为他们的野蛮和残忍付出代价。
1943年的一天,联抗部队的参谋长贺敏学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来到联抗部队的司令部叫出来了联抗的营教导员郑瑞。看到喜形于色的贺敏学,郑瑞猜到了肯定是他又得到了关于附近日军的情报,头脑灵活的贺敏学很可能要对他们进行一场伏击战。
果不其然,当郑瑞接过贺敏学的情报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着日军的一支由一艘汽艇和七条木筏组成的运输部队不日将运输布匹以及粮食前往兴化,而对方的押送兵力也只有一个排的伪军和数名日军而已。日军清乡以来,我新四军部队也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对日军抢掠的行为做出了针锋相对的部署,那就是派兵伏击对方的运输队,这不仅能够打击对方清乡的嚣张气焰,更是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粮食补给以解燃眉之急,看上去这次又是一个伏击战的好机会。
然而如何进行一次完美的伏击战则成为了摆在贺敏学和郑瑞等联抗领导人面前的难题。伏击战虽然是以逸待劳,但由于联抗战士和日伪相比武器和火力都有明显的不足,一旦第一波攻势没有将对方消灭,那么残余敌人的抵抗也会让战斗大费周章。而且伏击地点一带河道纵横,谁也说不准敌人会不会在运输部队之后尾随大批部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联抗部队反倒会掉入敌人的反包围陷阱当中,和山区不同,南方的河道两岸一马平川,并没有可以当作掩护的山脉,这样一来我们的撤退部队也可能成为船上敌人的活靶子。
为了做到伏击战的万无一失,贺敏学和郑瑞化妆成农民来到了事先选好的伏击河流两岸进行观察。此时一个三岔河道突然吸引了教导员郑瑞的注意,只见这里的河流岔道处有着较为密集的小土堆,而在河流的东西两岸之处则有着一处老旧的土屋和废弃的砖窑厂。在普通人看来这不过是抗战以来南方农村常见的破败景象,然而在精明的郑瑞眼中这却是一个进行河道伏击战的理想场所。
选定了这里作为伏击地点之后,郑瑞制定了作战方案,首先他联抗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排埋伏在河流岔道的土堆上对敌进行正面袭击,当敌人的运输队行至岔道时,由于要改变方向进入小河道,所以其行进速度势必要减缓,就在敌人汽艇速度降下来的一刹那,一排战士便开枪攻击。而这个时候如果敌人想要沿原路返回,那么隐藏在两岸土屋和砖窑当中的战士便现身进行封锁,除此之外一旦敌人的增援部队前来,这两处隐蔽的战士也能及时发现并传信,一旦敌人落入我军的“口袋阵”当中,定让他有来无回。
第二天凌晨,一队日军和伪军乘坐着汽艇浩浩荡荡地行驶进了河道,后面还跟着几条吃水很深的木筏,连夜的行军让他们感到疲惫,随着河水的起伏也昏昏欲睡。忽然,一个眼尖的日军突然大叫一声“花姑娘”,这一声喊叫惊醒了船上所有的日伪军。原来就在不远的方向,一个身着红色棉袄梳着大辫子的年轻女子正在走过,还时不时朝船上的日伪军做鬼脸,按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年轻女子大都避之不及,怎么可能有着如此怪异的举动?然而色迷心窍的日本人此时却顾不得这些,只是朝着女子的方向不断调笑,船速也慢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埋伏在北面土堆当中的联抗战士都一跃而出朝着日军开枪齐射。原来这个河岸上的“姑娘”是由一个联抗战士所假扮而成,目的就是分散船上日军的注意力,掩护伏击部队展开攻击。
见势不妙的日军知道中了埋伏弘益配资,想要掉头顺着河道返回,哪知这个时候两岸的砖窑和土屋都伸出来黑洞洞的枪口,猝不及防之下日伪军被打得鬼哭狼嚎,就这样这批日军的运输部队在联抗部队的“口袋阵”之下宣告报销,我军也顺利夺取了船上的粮食和布匹。这次伏击战也可谓是当时南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缩影,尽管侵略者来势汹汹,但在我们军民团结一心之下,终究难逃败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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